最近看了蒋廷黻先生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很有感触：“奕䜣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，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。他们大着胆向前进，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。”高中历史教材也曾几笔带过奕䜣的名字，但是也就仅仅停留在他是恭亲王而已，至于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可以说是一无提及。

说奕䜣是个悲剧人物，就得从他的身世说起。奕䜣是道光帝的第六子，咸丰帝的弟弟，这兄弟俩当时可是皇位的热门竞选人。我们知道清朝自雍正发明秘密建储以后，经过乾隆、嘉庆到道光，这一制度可以说趋近完善，其好处就在于皇帝生前并没有人知道谁是储君，既避免了为争夺皇位而导致的互相残杀，也避免了将皇位传给一个不称职的皇储。所以我们看清朝的皇帝，基本上没有太荒淫无道或者残暴不仁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正是没有人知道谁是皇储，所以皇子们都会积极上进，极力的表现自己来赢得老皇帝的垂青，这就要求他们有着极好的个人能力和素质。那么当时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呢？

道光皇帝的儿子还是比较多的，但是死的也比较多，奕䜣和他的哥哥奕詝是道光的儿子中年纪比较大，又相对来说比较优秀的两个，所以皇位竞争就在他们两人之间展开。这种竞争是比较温和的，都刻意的向老皇帝展现自己的能力。按实际的能力来说，奕䜣要比他的哥哥优秀的多，能文能武，熟悉处理国家的政务，一开始很能得到老皇帝的关注。他的哥哥虽然没有这些，但是有一位十分能揣摩老皇帝心思的老师，也可以说是谋士，那就是杜受田。他告诉奕詝要在老皇帝面前装孝顺，装仁慈，这里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下。第一个：老皇帝召见兄弟俩，问问他们俩最近处理政事的情况，奕䜣人比较实在，就向老皇帝报告政务什么的，而奕詝呢就抱着老皇帝的大腿哭，嘴里还不停的喊着：“父皇啊，你要保重身体啊，这么操劳国事可不行啊。”你想啊，在那个时代，都讲究以孝治理天下，所以奕詝这么做能不感动老皇帝吗？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就是，有一回老皇帝带哥俩去打猎，恭亲王左开弓右张箭，打了很多的猎物，可是奕詝呢，一只也没有打到，于是他的老师就告诉他见了皇帝就说：“时方春，鸟兽孳育，不忍伤生以干天和。”这一下子道光皇帝就觉得奕詝宅心仁厚，心里面就暗自的倾向他了。这两个例子并不能说明全部的情况，但至少说明，奕䜣不如奕詝圆滑，不能讨老皇帝的欢心，所以也就逐渐的被冷落了。

道光死后，奕詝继位，这就是咸丰帝。但是因为道光帝觉得有些愧对奕䜣，所以就在遗诏中留下封奕䜣为亲王的意旨，算是对他的补偿。一开始，兄弟俩合作的亲密无间，可是时间久了，间隙也就产生了。我想这大概和宋太宗说的那句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”差不多，咸丰本是个资质平庸的人，而奕䜣却偏偏是个能力超凡，又一心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。所以在咸丰看来，自己的声威有被弟弟超过的危险，这是决不允许的。大凡专制制度下，所需要的只能是奴才而不是人才。属下比上司优越，臣子比帝王优越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。那么这对兄弟之间的矛盾爆发点在哪里呢？就在奕䜣的母亲去世后，奕䜣想给自己的母亲要一个皇太后的谥号，据说这也是奕䜣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。

这里要交代下，咸丰的母亲死的早，所以他自小也是在奕䜣的母亲照顾下长大的，可以说是情同亲生母子。可是，在皇权制度下，亲情又算得上什么呢？给了谥号就意味着，承认咸丰和奕䜣的地位对等，这其实并不改变什么，但是这却是咸丰不能允许的。所以咸丰死活不肯给奕䜣母亲皇太后的谥号，最后奕䜣苦苦哀求，咸丰帝勉强给了个谥号，但是安葬的规格和礼仪都有所下降，也因为此事咸丰从此对奕䜣就不如从前那么客气了。

自这以后，咸丰找了些借口，陆续的将奕䜣的职权削去，奕䜣成了事实上的闲人。但是奕䜣又是个闲不住的人，而且历史就恰恰给了他这么个机会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，咸丰帝原本想亲率六师，征讨英法联军，但是却被他们吓破了胆，一下子逃到热河的避暑山庄里，再也不肯回北京。他临走之前，压根就没想着带着自己的弟弟一起跑，而是把他留在北京，处理善后事宜。这么做我认为是怀有恶意的，因为当时清朝人普遍认为留在北京和英法打交道是九死一生的，特别是奕䜣还有这么高的地位，所以危险性就更大。但是君要臣死，臣就不得不死，所以奕䜣就留下来和英法签订了一系列条约。我们不能怪奕䜣，在了解英法真实的情况之前，他也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，但是当了解到自己并不是他们的对手时，奕䜣才冷静下来，被迫签订了这些条约。

而这时的咸丰呢，躲在避暑山庄不出来，完全没有了当初的处理政事的热情，整天陶醉在声色之中，直到掏干自己的身体，走向死亡。咸丰一死，他年幼的儿子同治继位，但是大权掌握在咸丰留下的以肃顺为代表的八个顾命大臣手中，而这八个顾命大臣也同时受东宫和西宫两太后的监督。互相牵制，这是历朝历代的老把戏。关键是肃顺等人比较强势，引起了西宫慈禧太后和奕䜣等满汉大臣的不满，所以慈禧就利用奕䜣，奕䜣也利用慈禧，共同发动了“辛酉政变”。

政变以后，慈禧实际上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实权，但还没有完全掌握。奕䜣作为清政府的代表人物，一方面镇压国内还没有完全平息下去的农民起义的烽火，另一方面积极的把眼光瞄向世界，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洋务运动。尽管现在的历史教材把洋务运动定格的很低，但不得不承认这确确实实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之程。由于历史和时代的限制，奕䜣他们也只能认识到学习技术这一层面，并没有想到挽救危亡的真正道路在于革新制度。但是，我们知道任何超越历史时代的事情是不太可能发生的。相对于过去的中国来说，洋务运动毕竟使中国人开始真正的去认识西方，了解西方，学习西方，中国也开始有了近代化的机器，轮船和电报，这些都在不停的影响着国人对自身和外来世界的认识，而这种认识，也渐渐的唤醒了一些思想启蒙者，维新思潮开始在中国出现。这种局面是来之不易的，因为中国处于守旧保守时代已经几千年了，士大夫们沉醉于功名利禄和诗书礼乐之中，将外国的这些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，从内心深处抵制和鄙视西方的技术和文明。洋务运动一开始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，比如当时的大学士倭仁就公开的跳出来反对，他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所谓的“且闻治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，根本之途在人心而不在技艺”，满口的高谈阔论，却并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实际措施，所以奕䜣他们就反驳道：“以礼义为干橹，以忠信为甲胄，无益于自强实际。二三十年来，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，徒以空言塞责，以致酿成庚申之变”，这一场新旧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后来的戊戌变法时期，持续到清朝灭亡。所以，洋务运动能够开展下来，是需要很大的毅力和魄力的，正如蒋廷黻先生所说：“奕䜣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，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。他们大着胆向前进，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。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认为洋务运动也可以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，是面对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的积极反应。我可惜的是，为什么起洋务运动不